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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面对这一“双向”文化冲击，景熙帝并未简单采取禁绝或放任之策。他采纳了礼部侍郎，同时也是精通数门外语的青年官员柳文渊（翰林学士柳明远之子）的建议：

    一、于各主要通商口岸设立“番坊管理司”与“文化交流署”。番坊管理司负责协调番商与本地社区关系，依《南夏律》为基础，兼顾番人习俗处理纠纷，要求番商遵守南夏基本法度。文化交流署则组织翻译海外经典，同时系统地向海外译介南夏典籍，旨在促进相互理解，而非单向灌输。

    二、在京师大学堂及广州、泉州等地官学中，增设“万国风物”、“海外语言”等选修科目，鼓励士子了解外部世界，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人才。

    三、在外交文书中，明确“和而不同”的原则。南夏愿与诸国分享文明成果，亦尊重各国文化传统，不强行推广自身制度，但求通商互利，文化交流以自愿、平等为基。

    此策既维护了南夏文化主体性与社会稳定，又以开放姿态促进了文明互鉴，使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交往更为健康、持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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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三、海权延伸与远洋护航挑战

    南夏商船航迹已远至东非乃至更西之地，海军护航压力日增。旧有以近海防御和有限远洋护航为主的海军体系，渐感力不从心。且西方（注：此处指故事背景中设定的、类似历史上大航海时代初期的西方势力）一些新兴海上力量开始出现在印度洋海域，其船坚炮利，行事风格强硬，虽未与南夏直接冲突，却已带来潜在威胁。

    兵部尚书上书直言：“陛下，今我商船遍及四海，然海军战船续航、火力，于远洋仍显不足。西洋诸国舰船，多有巨炮，航速亦快。若于万里之外发生争端，我水师恐难及时应对，有损国威商利。”

    景熙帝深知制海权之于全球化命脉的重要性，毅然决定推动海军战略转型：

    一、 组建“远洋水师”。拨付专款，于泉州、广州设立大型海军船厂，借鉴西洋船只优点，并结合南夏自身造船技术，设计建造拥有多层甲板、配备重型火炮、适于长期远洋航行的新型战列舰与快速巡洋舰。

    二、 建立海外补给与情报网络。在已通商的东南亚、南亚、东非重要港口，以租借或合作形式，建立南夏海军专用的补给站、修船所。同时，广泛招募熟悉海外情势的通译、向导，建立军事情报网，及时掌握各大洋域的动态。

    三、 明确“合作与威慑”并举的原则。继续与友好国家维护海上同盟，共同打击海盗。对于新兴的、态度不明的西方海上力量，则通过外交渠道接触，展示南夏海军的存在与实力，传递“和平通商可欢迎，挑衅滋事必反击”的明确信号。

    这一系列举措，标志着南夏海军从“沿岸防卫”正式走向“深蓝远洋”，为全球贸易线路的安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武力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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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四、太子启蒙与盛世传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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